之后，乔和我对晚上餐桌上的一幕大笑不止。作为世界上咨询领域的一个权威，乔何尝不知道正确的答案，又何尝不知道“想赢”念头的危害。他只是惊讶于自己内心“想赢”的念头竟然是如此根深蒂固、难以根除，以至于自己不知不觉间说出那么多“但是”。

　　其实，对于这些事业有成的人特别是处在领导者位置上的人而言，我的意思并非让他们在别人和下属提出见解时三缄其口，而是提醒他们务必谨慎地说出“但是”一词。倘若你发现自己正在说：“真是个好主意。但是……”的时候，不妨及时地做一个深呼吸，暂且掐去“但是”后面的话语，问问自己，你将要说出的话语是否有价值，倘若价值不大，那就代之以鼓励称赞的话语。我的一个CEO客户曾经对我说，在他做过深呼吸之后，他幸运地发现，他后面想要说的话语竟然三分之二都是没有多大价值的。

　　如果你想让你的公司包括家庭发展得更好，那么无论你自己获得过多么大的成就，也无论自己多么聪明智慧，都需要克制自己“想赢”的欲望，把赢的机会让给别人，不久你就会发现，这比让自己赢要有价值得多。

　　第一次走进赵骏的家，曲江涛突然喘不上气来。他觉得，空气中弥漫着的，是一种“死亡的味道”。

　　瘦瘦小小的赵骏，光着上身，挺着皮球一样胀鼓的肚子，面无表情地坐在板凳上。全身上下无数鲜红的疙瘩溃烂流脓。环顾四周，除了一张木板床，整间屋子空空荡荡。几个干裂的馒头躺在笸箩里，上面爬满了苍蝇。

　　这个家里有5口人不久前因艾滋病先后辞世，其中包括赵骏的父母。几年前，他们为了获取两袋血换53元钱和一袋鸡蛋糕的收益，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。赵骏一出生，便从母体感染了病毒。奶奶因接连失去亲人疯了，而两个叔叔拒绝抚养这个有病的孩子。

　　不久前，以赵骏为主角的纪录片《颍州的孩子》与另外7部影片一起，入围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。这些影片中将有3至5部，于2007年1月23日获提名，角逐本届奥斯卡桂冠。这部纪录片以安徽阜阳颍州地区的艾滋病儿童为拍摄主题，由旅美华人女导演杨紫烨执导，曲江涛担任摄影。

　　那种“死亡的味道”，在一年多后的今天，仍然令曲江涛刻骨铭心。每当谈起这个话题，这个30岁的摄影师，总要一支一支地燃起烟，原本轻松的谈话也瞬时变得艰难起来。

　　“开始时真犯怵，拍了一次之后就不想去了。”他深吸几口烟，一副自嘲的表情。

　　夏天，曲江涛在艾滋病患者家拍摄，两条腿上被蚊子叮了40多个包。他心想：“这蚊子要是刚咬过艾滋病人怎么办？”去年春节，他和导演又在艾滋病患者家吃饺子。

　　“说不害怕是骗人，但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，因为这些人其实特别敏感，”他笑笑，“但到了后来，我从心里盼着能多去几次。因为有的人，也许下一次就再也见不到了。”

　　去年春节刚过，曲江涛接到当地人的电话，说赵骏的奶奶去世了。在安徽一家民间机构“阜爱协会”的帮助下，有一对夫妻愿意收养赵骏。他们也都是HIV病毒携带者。闻讯，曲江涛立即坐上从北京开往阜阳的火车。

　　赵骏被送走的那天，曲江涛是流着泪完成拍摄的。

　　这个没有人知道确切年龄的孩子，被两个叔叔送到收养者李山峰夫妇的家。新妈妈搂着戴绿色绒线帽、穿黑棉袄的赵骏，一个劲地夸：“这孩子长得真好！”一家人围着他，乐得合不拢嘴。

　　自始至终，赵骏一直低着头，没有表情。跟踪拍摄几个月了，曲江涛从没听他开口说过话，也没见过他有任何表情。他曾私下问过赵骏的叔叔，这孩子是不是不会说话？叔叔回答说，自从父母去世，赵骏就不再说话了。

　　傍晚，两位叔叔走了。赵骏还是没说一句话，表情漠然，好像他与整件事无关一样。新家的哥哥领着他出去玩，刚走出院子，却突然发现，两行眼泪在赵骏脏脏的小脸上无声地滚落下来。

　　“他哭了！他哭了！”小哥哥惊讶地喊起来。赵骏仍然低着头，眼泪像泉水一样喷出来，却一声也不吭。

　　一旁拍摄的曲江涛刹那间理解了这个孩子：“他心里什么都懂，可他能怎么样？所以他什么也不说！”他顿了顿，有些哽咽，“当一个人被踩在最底下的时候，任何事都能平静地接受。这些，平时我们理解不了。”

　　一年多的拍摄过程中，最令曲江涛感到温暖的，是在赵骏被送到新家之后的一段时间。他发现，赵骏说话了，甚至会跟他打闹着玩了。

　　“打你！打你！打死了！”赵骏乐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曲江涛配合地倒在床上，闭眼，吐舌头。两人玩得不亦乐乎。

　　“那时候，你会完全忘了他和别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，”曲江涛说，“那是赵骏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”他曾送给赵骏一个黄色的收音机。这个收音机成了这个孩子形影不离的伙伴。

　　赵骏到新家3个月后的一天，曲江涛拍到了他最喜欢的一幕。新爸爸李山峰抱着赵骏，走在一片金黄色的花海。他们是去接新家的小姐姐放学。赵骏手中举着一大把野花，笑容绽放在小脸上。

　　“你说，姐姐过来拿花呦！赶快呦！”李山峰这样教赵骏。